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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導讀
隨著“雙碳”目標的提出，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作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總抓手，已經被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和《關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等重要文件中。近日，生態環境部等七部門聯合印發《減污降碳協同增效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為生態環境質量改善和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兩項戰略任務的深度協同做出頂層設計。
如何進一步落實減污降碳協同增效，落實減污降碳協同增效有哪些路徑？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研究員嚴剛給出了答案。
“污染物排放和溫室氣體的排放，從內在聯系角度來說存在著同根同源的特性。”嚴剛向本報記者介紹，幾乎我國所有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源、50%左右的VOC排放源和85%左右的一次PM2.5排放源（不含揚塵源）都和二氧化碳排放源高度一致。
當下，推動減污降碳協同增效，已成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必然選擇。
我國高度重視減污降碳協同增效，提出要實施一體謀劃、一體部署、一體推進、一體考核的制度機制。
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體學習時提出，要把實現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作為促進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的總抓手；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堅持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協同推進。
去年，生態環境部發布《關于開展重點行業建設項目碳排放環境影響評價試點的通知》提出在7個試點省份實施碳排放環境影響評價，推動污染物和碳排放評價管理統籌融合。隨后試點省份先后發布相關文件。
于近日發布的《北京市生態環境局關于在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中試行開展碳排放影響評價的通知》（征求意見稿），也是以減污降碳同步分析促進協同管控為原則進行編制的。
“從目前的條件來看，應該說減污降碳已具備了一體推進的基礎。” 嚴剛表示，例如，我國“無廢城市”建設與碳減排具有天然的耦合性，是推動減污降碳一個重要的舉措；從水治理方面來看，無論是污水廠治理、污水資源的回收利用方面，還是在污泥的處置方式方面都與降碳高度關聯。
“在這種背景情況下,《減污降碳協同增效實施方案》作為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未來推進減污降碳的一個行動指南。” 嚴剛說。
有了頂層設計，一體推進減污降碳在工作上如何落實？嚴剛從目標協同、區域協同、領域協同、措施協同、政策協同、監管協同6個維度提出了減污降碳的路徑。
目標協同方面，未來大氣環境質量改善更多地需要在降碳措施的推動下實現。據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研究，在碳中和背景下，預計2060年我國的PM2.5平均濃度將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第四階段過渡值10微克的目標，其中，80%的工作需要碳達峰、碳中和相關舉措來推動實現，因此，大氣治理與降碳兩者目標協同具有重要意義。
區域協同方面，需要更好地發揮降碳行動對環境質量改善的綜合效益。任何地方排放的二氧化碳，總體上對全球的氣候變化影響是相同的，但不同地區排放的污染物則主要對當地和區域的環境空氣質量產生影響。在這種背景下，需要在改善環境質量需求的基礎上采取降碳行動。我國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長三角、汾渭平原再加上廣東省是我國大氣污染比較嚴重的地區，目前這些地區碳排放占全國的50%左右，污染排放水平與碳排放水平整體在空間上呈現出一致性，為減污降碳區域協同推進奠定了基礎。
領域協同方面，需要構建減污降碳融合的清單，識別影響污染排放和碳排放的主要領域，提升綠色低碳發展水平。現在大氣污染物清單更為細致，但碳清單目前相對粗放，未來還需將碳清單分類映射到污染物清單體系中。目前來看，能源領域、工業領域、交通領域是下一步整個減污降碳治理工作的重點。
措施協同方面，要增強污染防治與氣候治理的協同性。不同的措施和計劃帶來的污染物減排效果和對減污降碳的效果有明顯的差異。未來在減污措施時要把降碳協同度作為一個重要指標，在末端治理的技術選擇時多考慮協同控碳的效果，優化選擇治污技術路線。
政策協同方面，要推動形成減污降碳激勵約束機制。在標準體系建立、經濟政策考核制度等方面實現一體推進的激勵約束機制；構建污染物和溫室氣體協同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體系，從源頭把好關，有效控制“兩高”項目、新建項目的建設。
監管協同方面，要全面提升管理效能。從統計體系、監測體系、考核體系，包括企業的執法監管方面來一體推進。
“推進減污降碳這項工作，首先需要對減污降碳協同度進行評估，通過建立一套指標體系，來定量化跟蹤、評估、反饋整個減污降碳的效果。” 嚴剛指出。
據了解，指標體系需要實現各省份、各城市、各企業的減污降碳成效在橫向、縱向上的比較，還要發現重點領域的薄弱環節，為持續完善相關工作提供決策指引。目前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提出了一套指數，即減污降碳協同指數（ISEC）。
“從狹義上講，這套指數能夠反映環境質量和碳排放當前的狀態、工作進展以及協同度的情況；從廣義角度上講，能夠反映環境、低碳、綠色、協同發展等方面的進展情況。各地區可以根據工作重點優化相關指標的權重。” 嚴剛介紹。另外，嚴剛認為，要從城市、園區、企業等不同維度開展創新的行動模式。
首先，要在城市尺度上統籌多要素的生態環境和“雙碳”目標，加強源頭防控、協同治理，包括加快在資源節約、生態建設擴容等方面的具體行動，支撐減污降碳工作。
其次，工業園區是非常重要的管理單元，通過模式創新開展產業園區減污降碳協同創新工作，需要立足園區的特點，從能源流、物質流以及相應的信息流等方面建立起園區的實施體系。
“從企業維度來看，過去在電力、鋼鐵等行業實施了污染物的超低排放改造，下一步可以在企業層面打造‘雙近零’排放的標桿企業。” 嚴剛進一步指出，未來還需要強化基礎能力的建設，建立減污降碳智慧管理平臺，支撐減污降碳協同控制相關工作的開展。